朱述新 1945年出生。山东滕县人。著有儿童叙事诗《三个小羊倌》、《我们的团长》等。

　　我的是大前年去世的，活了八十多岁。病重的时候，我因为忙于工作，没有回故乡看她老人家。当逝世的噩耗传来时，我哭了，先是默默地流泪，后来忍不住嚎陶大哭起来。哭过之后，我痛苦地闭上眼睛。我仿佛清楚地看见了，看见她瘦小的身躯，她的一头白发，她永远微笑的慈祥的面容……

　　一辈子不知道受了多少苦，为了我，为了我们。就说我吧，这条命就是抢救下来的。抗战胜利后，蒋介石挑起内战，“还乡团”杀气腾腾地来到我们家乡，抓“抗属”，杀干部，连孩子也不肯放过。母去微山湖西找我们的队伍去了。带着两岁的我和不足周岁的弟弟，东躲西藏，吃没的吃，住没住，日子怎么过呀！隆冬腊月，抱着我们小兄弟俩，坐在冰冷的破屋里，把讨来的煎饼一口一口地嚼烂，喂我一口，喂弟弟一口。小弟弟不肯吃，又饿又冻，哭个不住。一边一个紧搂着我和小弟，用她的温暖着我们，她自己也瑟缩发抖。那天夜里，小弟没气了。便更紧地把我裹在襟里，同时想把小弟冰凉的小身子暖过来……她要保住活着的孙子，又要救活死了的孙子！以后，我懂事的时候，就常听说：“生生把你小弟弟冻死了，饿死了！”说着泪流不止。哪能怨呢？没有，我能活下来吗？我懂。

　　从那以后，时刻不离地抱着我，领着我。的脚裹得很小，但她领着我走过了那黎明前最黑暗、最寒冷的路。是坚强的。到后来才知道，正是在那段岁月里，她最心爱的儿子——我的二叔牺牲了，我的十几岁的三叔被反动派抓去了。敌人抓三叔的时候，抱着我追赶着，一路斥骂那些匪徒，引得四面八庄的乡们都来向匪徒要人，吓得他们朝天放枪。不久，我的爷爷也被反动派抓去，折磨了很久，含恨而逝了。在那兵荒马乱、家破人亡的日子里，保护着我，哺育着我，坚强地挺下来，熬过来了。的心是最软的，可那时候她从未哭过；可谁知道她吞下了多少悲愤的眼泪啊！

　　大军南下的时候，带着我，日夜在村口看我们队伍向前方进发。她常常看花了眼，指着队伍对我说：“那个，骑高头大马的，就是你爹！”再一看，不是。她撩起襟擦眼泪。

　　解放了。家乡的人们都劝：“该跟你儿子进城享福去了！”总是摇摇头。她不愿离开这洒着自己人鲜血的故土，也不愿丢下我。一些老人们都说“憨”、“没福气”。老人们说：“这江山可有您的份啊！”“那年鬼子进村，把你绑在石磨上，刺刀压着脖子，您可眼皮也没眨！”“您儿子可当大官了，他知道您受的那些苦吗？”听了，什么也不说，只是微笑着，那是多么美好、多么慈祥和宽厚的笑容啊！

　　是勤劳的，我从来不记得她有闲着的时候。解放初期，军属的土地是由政府负责，找人“代耕”的。可总也不让人家帮我们干活。她成天价在地里劳动。有一次，她去锄地，我去给她送，见锄过的地上留下一排排窄小的、深深的脚印。我心疼极了，跑去抱住，再也不让她锄了。却说：“好孩子，庄稼人哪能不锄地？不种地还能长粮食？”这样朴素的道理，我很快就接受了，并且由手把手教会了锄地。

　　六十年代初，我来北京上大学。年纪大了，不能种庄稼了，也来北京住在姑姑家，姑姑和姑父都是工人，和他们相得很好。进了城，她老人家还是闲不住，家里的活总是抢着干。我就读的人民大学离姑姑家很近，有空就跑去看。总要给我下面条吃，削萝卜吃，还给我洗服、补袜子。姑姑笑着说：“您把他惯坏了！”也笑着说：“哪是惯他呢？我是教他呀！”真的，我后来就学会自己洗服。补袜子了。

　　永远都是宽容的、慈爱的。记得有一次，父从南方某省城来京开会，来看了一次，一会儿就坐小汽车走了。一直看到小汽车没影了，回来后忽然又懊悔又担心地说：“看看，也没给他做点吃的，饿着他了吧？”我第一次跟发火了：“他是什么人物？能饿着吗？连一块饼干也没给您带哪！”也是第一次嗔怪地说我：“瞎说什么？他是你爹！”

　　“文化大革命”起来了。在家乡当生产队长的三叔也成了“走资派”，挨了批斗，逃到北京避难来了。说：“你到这里，一个村子谁管？走，我跟你回去！”说走就走，谁也劝不了。后来听说，回去后，坐在大门口纳鞋底，“造反派”们谁也不敢揪三叔。一个愣小子硬要冲进我们家，被他爷爷劈头盖脸狠揍了一顿，还是拉开的。后来三叔又带着大家抓起生产来了。村里的“造反派”怎么也闹腾不起来。

　　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进城来。她晚年在家乡，能干的活都干，能吃的苦都吃，从不向在“外边”当干部的儿孙要钱。在我们故乡鲁西南平原的黄土地上，走完了她一生的路。，我永远忘不了，您锄地时踩下的那一串串深深的脚印，在故乡的土地上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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